事實上，相關司法解釋很難準確地計算出盜竊罪的價值，并沒有否認其盜竊罪。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4月2日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第4款規定："盜竊毒品等違禁品，依法處理盜竊犯罪，視情節輕重處罰。"上海刑事案件律師為您解答一下相關的情況。

　　顯然，雖然無法準確評估毒品和淫褻物品等違禁品的價值，但盜竊毒品和淫褻物品行為的性質沒有改變，盜竊犯罪仍然成立。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盜取虛擬財產的行為，就不難計算出盜竊罪的否認數額。

　　第二，雖然周案的最終判決肯定了犯罪人的非法所得，但以現有證據不能確定犯罪人的非法所得數額為由否定該行為的盜竊性質也是不合邏輯的。

　　“非法所得金額”可能有不同的含義。一方面，如果非法利潤的數額是受害人財產損失的數額，那么在周氏案件中，所謂“現有證據不能確定非法利潤的數額”，就意味著“虛擬財產不能準確估價”。然而，如上所述，計算受害人的財產數額或犯罪者盜竊的財產數額的困難并不直接影響行為的盜竊性質。

　　另一方面，如果說非法獲利數額是通過銷售、轉移所盜財物而獲取的數額，那么，這種數額難以計算以及是否有證據證明，更不影響行為的性質。倘若終審判決所稱的不能確定非法獲利數額，是指不能確定行為人最終實際獲得的利益數額，則意味著行為人盜竊財物后的銷贓數額不明的，不成立盜竊罪。

　　據此，行為人盜竊一臺手提電腦后，不能查清銷贓數額的，就不能認定為盜竊罪；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一套住房后將其出售，但不能查明出售價格的，也不能認定為受賄罪。可是，這樣的結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成立。眾所周知，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發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第7項規定：“銷贓數額高于按本解釋計算的盜竊數額的，盜竊數額按銷贓數額計算。”

　　其中的銷贓數額可謂行為人的獲利數額。但是，犯罪的本質是侵犯法益，不管行為人銷贓數額多高，被害人的財產損失數額并不因此增加。既然如此，就只能按被害人所喪失的財物數額來計算行為人的盜竊數額。如果盜竊犯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將所盜財物高價賣給他人，達到詐騙罪數額起點的，除成立盜竊罪之外，還另成立詐騙罪，實行數罪并罰。

　　正因為原有司法解釋存在明顯缺陷，所以，2013年關于盜竊罪的司法解釋刪除了上述規定。由此看來，以被告人的非法獲利數額不能得到證明而否認行為的盜竊性質，明顯不當。

　　第三，“周某盜竊的網絡進行游戲金幣屬于計算機技術信息管理系統分析數據”這一研究結論，并不能直接否認周某的行為成立盜竊罪。這是我們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發展對象都可能具有多重屬性，網絡游戲幣雖然是計算機相關信息服務系統實現數據，但僅此還不足以否認它是財物或者財產。

　　如果虛擬財產既是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又是財產，則以計算機犯罪屬于特殊規定為由，不能將竊取虛擬財產行為視為計算機犯罪。刑法第287條明確規定：“使用計算機進行金融欺詐、盜竊、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因此，只要該行為構成盜竊罪，即使計算機信息系統已經被使用（入侵），也不能被認定為計算機犯罪。

　　當然，關于虛擬財產的法律屬性，刑法與民法之間還存在一些爭議，但簡單地避免爭議不一定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如果，為了避免爭議，盜竊虛擬財產被視為計算機犯罪，得出的結論是恰當的，可以說是一舉兩得。但是，如果將虛擬財產盜竊行為定性為計算機犯罪，導致處罰不平衡、不協調，或形成不應有的處罰漏洞，則必須解決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問題。

　　事實上，正如后面提到的，將所有針對虛擬財產的犯罪都視為計算機犯罪是不恰當的。將針對虛擬財產實施的盜竊等行為一概以計算機犯罪論處，存在明顯的局限性。

　　上海刑事案件律師提醒大家，非法企業獲取學習計算機網絡信息管理系統進行數據罪屬于擾亂社會公共交通秩序罪，是對公法益的犯罪，但上述周某的行為研究主要包括侵犯的是被害人的個人法益。通過將某種經濟行為認定為侵害公法益的犯罪來保護自己個人法益，明顯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