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專業人員只是以不同國家法律禁止人們使用禁用農藥、獸藥等，禁用農藥、獸藥的使用方法具有“嚴重危害性”為由肯定上述分析解釋的合理性。可是，在實行罪刑法定基本原則的時代，一個良好行為受到侵害法益的理由，或者對法益進行有效保護的理由，只是提供必要前提條件，并非只有充分利用條件。上海刑事律師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具體問題。

　　“‘法益保護’概念，如果數據不被嚴格執行解釋，就有被濫用的危險。”換言之，刑法只能在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框架內發揮法益保護的機能。例如，婦女（包括以下幼女）的性的自主權是值得特別注意保護的法益，但是，即便經濟行為客觀上侵害了消費者這一法益，倘若行為人主觀上缺乏直接故意，就不成為可能以其個人行為侵害了法益為由，將這種教學行為認定為強奸罪。

基于網絡同樣的理由，即便現在使用禁用農藥的行為是侵害法益的，如果采用這種教育行為都是不符合《刑法》第144條規定的在“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物質的構成形式要件，就不應當如何適用該條。

　　《網絡犯罪解釋》第五條第二款規定："在知悉虛假信息是偽造的情況下，在信息網絡上編造虛假信息或散布虛假信息，或組織或煽動人員散布信息網絡， 擾亂社會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刑法第293(1)(4)條規定，該行為的內容為“在公共場所鬧事，在公共場所造成嚴重混亂”。問題是所謂的“信息網絡”是否為“公共場所”？

　　有關人士指出: “網絡空間屬于公共空間，網絡秩序也是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信息網絡與人們的現實生活已經融為一體，密不可分。維護社會治安是所有網民的共同責任。一些違法犯罪分子利用信息網絡惡意編造、傳播虛假信息，制造事端，嚴重擾亂社會治安秩序。對于尋釁滋事罪，應當查處現有的社會危害性現實。”然而，這種解釋并不令人信服。

　　首先，刑法第293條第1款第(4)項在兩處使用了“公共場所”的概念。前者指行為發生的地點，后者指結果發生的地點(或范圍)。他們顯然是相同的。就現實空間而言，尋釁滋事罪只有在A的公共場所尋釁滋事行為導致A的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情況下才能成立。

　　相反，A在公共場所聚眾鬧事的行為，并未造成A公共場所的嚴重混亂，即使B公共場所發生了混亂，也不應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如果認為網絡空間是公共場所(如后所述，本文不同意這種解釋)，那么只有當暴亂行為導致網絡空間秩序本身嚴重混亂時，行為發生的地點才能與結果發生的地點相同。

　　而所謂導致網絡空間秩序本身嚴重混亂的行為，如對計算機系統、通信網絡造成破壞，或者導致計算機網絡、通信系統不能正常運行的，不能設立尋釁滋事罪，只能設立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基于同樣的原因，如果行為人在網絡上尋釁滋事，卻使現實生活秩序嚴重混亂，則不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

　　但《網絡犯罪解釋》第五條第二款實際上將刑法規定的“在公共場所造成嚴重混亂”的要件直接表述為“在公共場所造成嚴重混亂”，放棄了行為發生地與結果發生地之間的身份認定要求。

　　更重要的是，“公共秩序”的范圍明顯比“公共秩序”窄；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行為，當然不符合“造成公共場所嚴重混亂”的構成要件。司法解釋給人的感覺是已經意識到網絡空間秩序不是公共場所秩序。在這種情況下，不應作出上述司法解釋。

　　第二，誠然，“網絡發展空間設計屬于社會公共文化空間”，但是，公共服務空間不等于公共活動場所。其實，“網絡進行空間”概念中的“空間”與通常意義上的“空間”并不是等同含義。通常意義上的“空間”是指物質方面存在的一種具有客觀表現形式，由長度、寬度、高度表現出來。

　　電腦技術本身雖然有一定長度、寬度與高度，但是，網絡系統本身來說并不影響存在一些所謂長度、寬度與高度。

　　上海刑事律師覺得，人們所稱的“網絡信息空間”事實上我們并不同于現實生活空間。況且，即使沒有承認我國網絡學習空間的概念，空間與場所也不是等同關系，場所是一個城市空間，但空間環境不一定是場所。換言之，空間是場所的上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