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判斷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是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同時，在審查起訴階段，如何處理排除偵查階段刑訊逼供取得的有罪供述，以及在繼續獲取的不穩定有罪供述中是否應當排除，也是律師需要注意的問題。本文青浦刑事律師將分別從刑訊逼供證據排除原則、上海相關法律法規和相關案例進行探討。

　　一、刑訊逼供證據排除原則

　　刑訊逼供是一種違反人權、違背法律精神的做法，刑事訴訟法及其解釋規定，在司法活動中禁止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不得使用非法證據，不得強制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證人作偽證或者作不利于自己的證言。在具體操作中，刑訊逼供證據排除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暴力或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證據應當排除；

　　證人證言不能只因為是被逼供的證言而排除，而是要考慮證言是否真實；

　　被害人陳述不能只因為是被逼供的證言而排除，而是要考慮證言是否符合其他證據；

　　警方依法收集的證據和嫌疑人的自愿供述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二、上海相關法律法規

　　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取證必須遵循法律規定，不得非法取證，不得采用刑訊逼供的方法收集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對于取得的證據，應當審查其證明力和證明效力。對于非法證據，應當排除。”

　　上海市刑事訴訟規定《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修改〈上海市刑事訴訟規定〉的決定》第十二條規定：“法庭在審理刑事案件時，應當按照證據證明的規定審查證據，對不能確定真實性的證據，應當依法排除。”

　　上海市公安機關案件偵查規定《上海市公安機關案件偵查規定》第五十三條規定：“辦案民警在采取措施時，必須嚴格遵循法律程序，依法偵查案件，不得使用非法手段，不得以任何方式強迫、誘騙、欺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證人作偽證或者作不利于自己的證言。”

　　三、案例分析

　　案例一2019年3月，在上海某地，警方將嫌疑人A帶至警局，對其進行審訊，期間使用了毆打等非法手段，最終A交代了一起盜竊案的犯罪事實。

　　在此案中，A的供述是在刑訊逼供的情況下獲得的，因此不能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另外，案件中存在其他證據，如物證和證人證言，但這些證據都不能獨立證明A有罪，因此也不能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最終，法院作出無罪判決。

　　案例二2020年5月，在上海某地，警方通過追蹤嫌疑人B的行蹤，搜查到了B的住所，并在B的房間內查獲了一定數量的毒品。B被帶至警局后，如實供述了持有毒品的事實。

　　在此案中，B的供述是在警方合法采取措施的情況下自愿提供的，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另外，案件中還存在查獲的毒品和現場痕跡等物證，這些證據也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最終，法院作出有罪判決。

　　綜上所述，刑訊逼供是一種違反人權、違背法律精神的做法，排除刑訊逼供證據是保護人權、維護法制的必要措施。在審查起訴階段，對于排除偵查階段刑訊逼供取得的有罪供述，應當綜合考慮其他證據是否能夠證明犯罪事實。對于繼續獲取的不穩定有罪供述，也需要審慎判斷是否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對于律師而言，需要在實踐中掌握相關法律法規和案例，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當事人的權益。

　　四、結論

　　在司法實踐中，排除刑訊逼供證據是保護人權、維護法制的重要措施。在審查起訴階段，對于偵查階段存在刑訊逼供行為取得的有罪供述，應當加以審查和排除。對于繼續獲取的不穩定有罪供述，也需要審慎判斷其真實性和可信度。在實踐中，律師需要掌握相關法律法規和案例，積極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保障司法公正、合法。

　　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統也一直致力于推進法治建設，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例如，上海市公安局已經出臺了《上海市公安機關非刑事案件辦理規范》，明確了辦案程序和要求。

　　同時，青浦刑事律師認為，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統也積極推進法律援助工作，為有需要的群體提供法律服務，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總而言之，在保障人權、維護法制的道路上，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統將繼續努力，為全市公民提供更加優質的司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