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醫保詐騙案被告人的刑法規定。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欺詐公私財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沒收財產。

　　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欺詐刑事案件具體適用法律的解釋：欺詐公私財產價值3000元至1萬元、3萬元至10萬元，50萬元以上，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大、大、特別大。可以看出，被告構成欺詐罪，欺詐金額超過50萬元的，認定為特別巨大，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此外，許多省市政府單位在規范性文件或專項行動中明確規定，醫療保險欺詐行為將受到嚴厲處罰。如湖南省醫療保險局2020年啟動打擊欺詐維護醫療保險基金安全行動集中宣傳月明確禁止指定醫院通過虛假服務、偽造醫療文件和票據欺詐騙取醫療保險基金，如發現上述違法行為將受到嚴厲處罰，包括收回違法費用、罰款2-5倍、終止醫療保險指定服務協議、醫院相關負責人刑事責任等。

　　上海緩刑律師還需要注意的是，在司法實踐中，一些人民法院還將被告實施的醫療保險欺詐作為自由裁量權，對被告給予從重處罰。這意味著，如果醫療保險欺詐案件的被告犯罪數額特別大，只有當被告有其他減輕或輕量刑情節時，被告才能滿足緩刑的適用條件，人民法院才能對被告實施緩刑。

　　[典型案例一旦欺詐案件]胡等人以醫療保險報銷、補貼等名義，借用醫療保險被保險人萬等70多人的居民身份證和農村商業銀行卡，然后提供給被告曾，偽造虛假住院記錄等醫療保險報銷材料。胡等待提供上述70多人的虛假住院信息、醫療保險結算和嚴重疾病保險索賠，共騙取醫療保險基金和嚴重疾病保險100多萬元。人民法院認為，被告曾欺騙了醫療基金，并酌情給予嚴厲處罰。

　　【典型案例2鄭詐騙案】鹿泉醫院是一家私營非企業單位，鄭是鹿泉醫院院長。被告鄭通過暗示和明確安排，指示醫生趙使用被保險人身份信息辦理虛假住院手續，同時偽造虛假醫療記錄由趙負責編造醫療記錄負責材料，提取單病白內障手術醫療保險資金，共騙取醫療保險資金13萬元以上。人民法院認為，被告鄭欺醫療保險資金，并給予了嚴厲的處罰。
 

　　二、醫保詐騙案被告人犯罪數額特別大，判處緩刑的辯護策略。

　　(一)爭取依法認定被告人為從犯。

　　我國刑法規定，從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分子，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根據案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從犯實際上可以包括從犯實施行為、幫助從犯和教唆從犯。當然，很難合理區分實施行為的主犯（起主要作用的實施犯）和實施行為的從犯（起次要作用的實施犯）。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兩者的區別標準主要在于犯罪意圖的形成、行為地位和危害結果。（1）實施行為的從犯的犯的犯罪意圖形成是被動的，只有在主犯提出犯罪意圖后才得到認可和接受。（2）實施行為的從犯也是被動的，總是按照主犯的犯罪意圖實施自己的行為。（3）實施行為的從犯的行為只具有合作的性質。行為強度小，危害結果小。（2）實施行為的從犯的行為也是被動的，總是按照主犯的犯的犯罪意圖實施自己的行為。（3）實施行為的從犯的行為只性質。這三個區別是犯罪作用大小的顯著特征。在確定具體案件時，應根據犯罪的外部特征，結合行為人的主觀因素，合理區分犯罪的主要犯罪分子和犯罪分子。

　　【典型案例三韓詐騙案】阮聚集韓等人隱瞞真相，低價向傷者買斷賠償，偽造誤工證明，出具虛假傷殘鑒定，騙取醫療保險費用，隱瞞法律適用，逐步形成以阮為首的詐騙犯罪活動。被告韓是一般組織成員，犯罪集團肆意進行醫療保險詐騙。被告韓參與了7次虛假鑒定，詐騙金額超過58萬元。人民法院認為，被告韓與他人共同實施犯罪，形成了一個相對固定的犯罪組織，是犯罪集團的一般人員。然而，韓麗在共同犯罪中起著次要作用，是一名從犯，并給予減輕處罰。

　　可以看出，對于醫療保險欺詐案件，不是被告是實施犯罪，人民法院將認定為主要犯罪，而是根據被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進行綜合認定。這意味著對于辯護律師，雖然被告實施欺詐，但只要能證明被告在共同犯罪中只有次要或輔助作用，只有次要犯罪，人民法院也可以綜合案件事實和證據認定被告人為犯罪，從而減輕處罰。

　　(二)說服被告自首，至少如實供述犯罪事實。

　　中國刑法規定，犯罪分子犯罪后自動自首，如實自首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根據統計結果，人民法院在大多數情況下考慮到被告有自首情節，上海緩刑律師可以說自首是人民法院對被告緩刑的充分條件。檢索案件可以發現，人民法院沒有自動自首犯罪分子，但如實承認犯罪事實的，也認定被告達到了自首的法律效力，從而減輕或減輕被告的處罰。

　　[典型案例四韓欺詐案件]被告韓以非法利潤為目的，在知道被告楊幫助他人提供學生醫療保險卡是使用學生醫療保險卡欺詐醫療保險基金，仍幫助被告楊通過李等人借學生醫療保險卡570多張，使326名學生醫療保險卡被盜刷虛假住院，金京醫院通過韓提供學生醫療保險卡欺騙醫療保險基金59萬元以上。被告韓如實承認犯罪事實，部分贓款和被告、黃、徐銀行存款已被公安機關拘留，足以退還受害單位損失，可視為被動贓物，依法從輕處罰。

　　[典型案例五張詐騙案]新華醫院尋求非法利益，楊通過會議研究安排，發布任務，制定獎懲措施，要求醫院醫務人員通過替代藥品（廉價藥品替代高價藥品，開放少）、虛假理療項目和數量（開放少）、空床（使用農村合作醫療、醫療保險偽造病歷和費用），減少醫院費用，增加患者住院費用，增加報銷，獲得非法利益。被告張作為醫生，為了獲得獎勵收入，與醫院管理人員合作，積極合作，共同完成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基金欺詐，通過上述方法參與欺詐共100多萬元。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張可以如實承認自己的罪行，可以從輕處罰。

　　可以看出，醫療保險欺詐案件的被告應當在自動投降后主動如實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使人民法院認定被告有自首情節，從而減輕或者減輕處罰。根據司法解釋，被告應當認定被告有如實承認犯罪事實的情節，除承認其主要犯罪事實外，還應當包括姓名、年齡、職業、地址、記錄等情況。雖然嫌疑人承認的身份與真實情況不同，但不影響定罪和量刑的，應當認定為如實承認其犯罪。嫌疑人自動投降后隱瞞其真實身份的，影響其定罪和量刑的，不能認定為如實承認其犯罪。因此，我們應該盡量說服被告投降，至少達到如實承認犯罪事實的程度，人民法院可以從輕處罰被告。

　　(三)爭取被告積極悔改，主動退還贓物和賠償。

　　我國《刑法》第72條規定:“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所謂“悔罪表現”，是犯罪人對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體表現。悔罪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就可以從積極退贓退賠這一方面進行考察。因為被告人犯罪后能積極退贓退賠，可以較為容易地推定對犯罪人適用緩刑不致于危害社會，不致于造成犯罪人再次實施犯罪，有助于實現刑罰的特殊預防。《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也規定，對于退贓、退賠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退贓、退賠行為對損害結果所能彌補的程度，退贓、退賠的數額及主動程度等情況，在量刑時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

　　[典型案例六 張某詐騙案] 被告人張某以其女兒在上海兒童醫學中心治療為由，購買大量假的醫療票據至醫療保障局進行報銷，共計報銷人民幣50萬余元。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張某積極退贓，酌情從輕處罰。

　　[典型案例七 楊某詐騙案] 被告人楊某找到韓某讓其幫忙借學生醫保卡，給韓某每張能用的醫保卡70元的價格，被告人韓某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在明知被告人楊某幫助他人提供學生醫保卡是在冒用學生醫保卡騙取醫保基金的情況下，仍然幫助被告人楊某多次借用學生醫保卡570余張，楊某將醫保卡提供給黃某，使326人次學生的醫保卡被黃某在錦京醫院盜刷辦理虛假住院，醫療費總額87萬余元，統籌支付金額60萬元。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楊某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案發后詐騙的部分贓款已經被公安機關扣押，足以退賠被害單位損失，可認定為被動返贓，依法從輕處罰。

　　上海緩刑律師對于醫保詐騙案的被告人而言，詐騙罪侵犯的對象僅限于財產，退贓退賠對恢復遭破壞的社會關系、彌補財產損失的作用明顯。因此，應當說服被告人積極退贓退賠，將犯罪所得的贓款或者贓物，直接或折價等方式退還被害人或上繳司法機關，以此來說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現和人身危險性較低。

　　（四）說服被告人主動認罪認罰，獲得從寬處理

　　根據《刑訴法》有關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同意量刑建議，簽署具結書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從寬是指對認罪認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由此，對于醫保詐騙案的被告人，應當說服被告人主動認罪認罰。讓被告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錯誤，真心悔罪；同時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供認不諱，表達出深刻認識到自己行為錯誤的意思表示。此外，要深刻認識到訴前認罪優于訴中和訴后認罪，訴中認罪優于訴后認罪。行為人認罪認罰的時間越早，將越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也更有利于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和精神傷害，在量刑時從寬處理的幅度也會盡量擴大。因此，說服被告人越早認罪，量刑時考慮從輕、減輕的幅度就越大。

　　[典型案例八 楊某詐騙案] 大福醫院負責人張某指使醫院工作人員利用漢川市西江鄉病人可以到醫保中心報銷住院費的便利，通過免費發放少許藥品，騙取“患者”身份證、健康卡及密碼等信息，在明知“患者”未住院的情況下，采取偽造虛假住院病歷和資金結算單等手段，向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服務中心虛報住院費用，騙取國家醫保資金。被告人楊某擔任業務院長，負責對上述相關人員編寫的患者虛假病歷資料進行審核。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楊某自愿認罪認罰，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上海專業刑事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