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被告人華某瀛，女，1968年11月28日出生。2019年5月17日被取保候審。上海市第一市區人民檢察院于2019年8月24日以被告人華某瀛犯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經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18年5月27日20時許，被告人華某瀛步行至上海市某開發區中山六路上坡頭對開路段，未按交通信號燈指示而穿越馬路，并在穿越馬路時使用手機；過程中與機動車道內正常行駛的由趙某鍵駕駛的普通二輪摩托車發生碰撞，致乘坐摩托車的被害人耿某瀧受傷，后經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經法醫鑒定，耿某瀧符合鈍性暴力作用于頭面部致重型顱腦損傷而死亡。華某瀛也受傷并被送醫救治。經公安交警部門現場勘查和調查取證認定，華某瀛通過有交通信號燈的人行道，未按交通信號燈指示通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是導致此事故的主要過錯方；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四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華某瀛承擔此事故的主要責任。

　　雖然被告人華某瀛經公安交警人員電話通知后，到公安機關接受處理。案發后，華某瀛于2019年9月18日與被害人耿某瀧的家屬達成執行和解協議，支付部分賠償款，取得了被害人家屬的諒解，但是上海刑事罪名辯護律師認為，被告人華某瀛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負事故的主要責任，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被害人華某瀛有自首情節，且已向被害人家屬進行了賠償并取得諒解，依法可以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一）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之規定，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華某瀛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華某瀛及其辯護人提出：（1）交警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復核結論不能作為本案的證據；（2）被告人在事故中的過錯只是因疏忽大意而未觸發交通信號燈按鈕，且《工傷認定決定書》已認定華某瀛屬于工傷，其不應對此事故承擔主要責任；（3）趙某鍵、耿某瀧在此事故中存在多個過錯，應承擔此事故的主要責任，因此認為被告人華某瀛的行為不構成交通肇事罪，請求二審改判其無罪。
 

　　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華某瀛的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對其上訴意見評判如下：（1）華某瀛并非一時疏忽大意未觸發交通信號燈，而是完全無視交通法規關于行人穿越馬路所應當遵守的規范而亂穿馬路，原判認定其行為是引發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并無不當。（2）交警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公安交警部門經過對事故現場的勘查、技術分析，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對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及當事人責任劃分的認定意見，且交警部門在收到被告人華某瀛的復核申請后，已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復核結論，該兩份意見均經一審庭審質證，依法可以作為本案的證據使用；而被告人華某瀛所持《工傷認定決定書》并非對此次交通事故的事實、成因及當事人責任劃分的認定意見，原判采信交警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復核結論作為本案定案的證據并無不當。（3）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基于摩托車司機趙某鍵存在諸多的違反交通安全法規的行政違法行為，已客觀認定其行為對造成本次事故應承擔次要責任，且無證據證實趙某鍵在事故發生時超速行駛，故華某瀛及其辯護人提出趙某鍵應承擔事故的主要責任的意見理據不足。綜上，一審法院根據公安交警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意見，結合本案現有證據，認定華某瀛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并無不當。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和量刑適當，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一）行人是否可以成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

　　（二）本案事故責任的如何評價與認定？
 

　　三、裁判理由

　　（一）行人可以成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華某瀛在穿越馬路時使用手機未按交通信號燈指示通行的行為定性，存在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在道路通行過程中，行人屬于弱勢群體，處于弱勢地位，因行人的行為引發交通事故的，可以相應減輕機動車駕駛人的責任，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將行人作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予以處理。

　　上海刑事罪名辯護律師認為，行人可以成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理由是，依據我國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行人可以成為交通肇事罪的主體。
 

　　我們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條，“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車輛”，是指機動車和非機動車；“機動車”，是指以動力裝置驅動或者牽引，上道路行駛的供人員乘用或者用于運送物品以及進行工程專項作業的輪式車輛；“非機動車”，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驅動，上道路行駛的交通工具，以及雖有動力裝置驅動但設計最高時速、空車質量、外形尺寸符合有關國家標準的殘疾人機動輪椅車、電動自行車等交通工具；“交通事故”，是指車輛在道路上因過錯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失的事件。
 

　　構成交通事故，應當具備以下要素：（1）是由車輛（包括機動車輛和非機動車輛）造成的；（2）是在道路上發生的；（3）在運動中發生；（4）有事態（如碰撞、刮擦等現象）發生；（5）造成事態的原因是人為的；（6）有損害后果的發生；（7）當事人心理狀態是過失或者其他以外因素。其中，根據事故雙方的不同，可以分成車輛與車輛的事故、車輛與行人的事故。而行人與行人之間的事故，不能認定為交通事故。
 

　　雖然車輛是交通事故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但我們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交通肇事罪）只追究機動車及其駕駛人的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物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看出，自1997年刑法修訂之后，交通肇事罪的主體擴大為一般主體（注：1979年刑法規定交通肇事罪的主體為“從事交通運輸的人員”）。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規定：“從事交通運輸人員或者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于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解釋》進一步明確了交通肇事罪的主體包括非交通運輸人員，即包括行人及非機動車的駕駛人。從實際發生的交通肇事案件看，因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違章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也時有發生，給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財產安全造成了危害。因此，雖然行人和非機動車駕駛人在道路交通中相對是弱者，應給予特別的關照，但其違反交通法規發生交通事故，也危及了交通安全，理應依法按照交通肇事罪處罰。
 

　　(二)本案事故責任的司法認定

　　本案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在于對事故責任的認定，即被告人華某瀛是否應當承擔本事故的主要責任，這也是華某瀛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另一個關鍵問題。

　　有觀點認為，交通事故雙方各有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不是絕對的定案依據，由行人華某瀛承擔刑事責任有失公平。理由是：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交通事故認定書可以作為訴訟證據使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第二款的規定，需要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交通事故認定書依據行政法規推定交通事故責任的內容，不具有刑事訴訟的證明力。首先，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必須是經過查證屬實的證據，在事實真相不明又無其他證據予以佐證的情況下，推定責任只能作為承擔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的重要依據，而不能成為刑事案件的定案證據；其次，在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主體是公訴機關，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外，被告人無證明自己無罪的舉證義務，也就是說，被告人對推定的責任劃分不負有舉證責任；對于交通事故責任劃分，應當由公安機關提供充分的證據確定，而非用推定來確定。故本案中不應依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而判定由華某瀛承擔交通肇事罪的責任。
 

　　我們認為，本案可以依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結合其他證據，分清事故責任，判定被告人華某瀛承擔刑事責任。理由是：
 

　　1.華某瀛有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行人通過路口或者橫過道路，應當走人行橫道或者過街設施；通過有交通信號燈的人行橫道，應當按照交通信號燈指示通行；通過沒有交通信號燈、人行橫道的路口，或者在沒有過街設施的路段橫過道路，應當在確認安全后通過。本案案發時間是夜晚，被告人華某瀛未按交通信號燈指示而穿越馬路，并在穿越馬路時一直低頭使用手機，未盡到注意義務。華某瀛的以上行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客觀要件。
 

　　2.本案有一人死亡后果的發生

　　刑法規定，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一般在行為人的行為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才對其定罪處罰。本案中，因發生交通事故致乘坐摩托車的被害人耿某瀧受傷，后經送醫搶救無效死亡。經法醫鑒定，耿某瀧符合鈍性暴力作用于頭面部致重型顱腦損傷而死亡。此次交通事故是造成被害人耿某瀧死亡的直接原因，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危害性要件。
 

　　3.華某瀛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解釋》明確規定認定交通肇事罪要“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即要求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應當存在因果關系。分清事故責任，尤其是造成事故的原因、過錯、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是判斷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的關鍵，這也是刑法罪責自負原則、禁止推定原則的體現。也就是說，分析事故責任，是司法實踐中認定交通肇事犯罪的重要內容。
 

　　本案經法院審理查明，被告人華某瀛未按交通信號燈指示沿有交通信號燈的人行道橫過機動車道，在夜晚一直低頭使用手機，沒有觀察路況和信號燈而徑直向前走，并在感知對方車輛燈光的時候突然加速向前跑。沿機動車道行駛的、被害人乘坐的摩托車駕駛人遇到這種情況時來不及剎車，雖然向左打方向，但仍未避免撞擊的后果，造成華某瀛、摩托車司機和乘客同時倒地。由此可見，華某瀛的前述行為，是導致此事故的直接原因。盡管存在趙某鍵穿輪滑鞋駕駛普通二輪摩托車、趙某鍵駕駛和被害人乘坐摩托車未按規定戴安全頭盔等違反交通安全法規的行政違法行為，但這均不是導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華某瀛是導致此事故的主要過錯方，承擔此事故的主要責任；同時也客觀認定了摩托車駕駛員存在諸多已經查實的、違反交通安全法規的行政違法行為，承擔此事故的次要責任。上述經法院查明的事實和情節，與公安交通管理部門通過對交通事故現場勘查、技術分析和有關經驗、鑒定、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責任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的認定意見是一致的，并經過法庭的當庭質證認定，可以作為本案的定案證據使用。本案的事故責任清楚。
 

　　綜上，人民法院在審理本案件的過程中，根據證據規則依法采納了公安交警部門交通事故認定書，結合其他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分清交通事故責任，并在此基礎上做出裁判。一審判決、二審裁定正確，量刑適當。  上海刑事律師事務所